当人类站在2026年的门槛回望，全球金融体系正经历着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最具结构性的变迁之一。地缘政治摩擦加剧、“高墙小院”抬升跨境交易与制度协作成本；与此同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正以更快的速度重塑金融业的底层生产函数与治理范式。
在这双重张力之下，中国领导人于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GGI），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项原则，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与行动框架。同期，中国金融业加速迈向“开放+数字”的新阶段：数字人民币进入2.0版并开始计息，金融监管部门发布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方案，“人工智能+金融”与“数据要素×”被置于关键位置。制度与技术在同一时间轴上形成历史性共振，正为全球金融发展与合作勾勒出一幅更具确定性的新版图。
一、新愿景：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秩序再锚定
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延续并深化了中国此前在全球发展、安全、文明等议题上的公共产品供给逻辑，被多家权威媒体与评论视为一项面向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倡议。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中国明确提出五项原则，并强调以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基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
从国际响应看，2026年5月中国外交部相关表述指出，全球治理倡议“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机制化推进亦在加快：2025年12月，中方牵头在联合国总部成立“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并发布联合声明；公开文本列明创始成员国为43国。
金融领域往往是全球治理矛盾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当跨境支付、结算、金融制裁与长臂管辖不断冲击既有秩序的中立性与可预期性时，GGI所强调的“规则一致适用”“反对双重标准”“以行动导向形成可视成果”，为处于“信任赤字”中的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制度锚点。
在这一愿景之下，中国推动“开放的数字金融强国”建设的政策路径已更为清晰：2025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金融”，并强调以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双轮驱动”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二、新动能：AI跃迁带来的全球经济“再组织”
如果说GGI提供的是制度层面的“新愿景”，人工智能则是技术层面最具颠覆性的“新动能”。AI正在从“生成内容”走向“执行任务”，从单点工具走向可编排的流程能力；而金融业由于数据密集、规则严密、对风险敏感，天然成为AI落地最深、治理挑战最集中的行业之一。
更重要的是，AI正在改变全球增长与分配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AI将影响全球约40%的就业岗位；其中发达经济体约60%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新兴市场约40%、低收入国家约26%。IMF同时提示，AI在多数情形下可能加剧总体不平等，政策制定者需要提前建设社会安全网并推动再培训，以避免技术扩散引发更强的社会张力。
这意味着，AI不仅是生产率工具，更可能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分配器”：算力、数据、模型与制度环境的差异，会把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甚至个体之间的能力差距放大力新的结构性鸿沟。与此同时，金融体系既是AI红利的放大器，也是风险外溢的传播链路——因此，AI时代的金融治理不再只是行业议题，而是全球治理议题的一部分。
三、新融合：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上海路径”
以“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科创高地”为复合优势，上海正在成为金融AI与数字金融治理的关键试验场。2025年陆家嘴论坛围绕“人工智能赋能金融改革创新”展开讨论，多位与会者强调：金融AI应用仍处早期阶段，需要警惕“数字鸿沟/AI鸿沟”，并通过全球监管协作与行业标准建设来维护信任与系统韧性。
结合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实践，一条可概括为“底座国产化—能力平台化—智能体工作流化—场景纵深化”的演进路径正在成形。
3.1 底座层：自主可控的算力与大模型体系
以大型银行为代表的机构正加速构建企业级大模型与算力底座。工商银行已形成千亿级金融大模型技术体系“工银智涌”，并在20余个业务领域推动规模化应用。
股份制银行亦在强化“算力+算法+平台+知识”的企业级底座建设。浦发银行成立人工智能中心，提出构建“四位一体”智能基座，并通过千卡异构算力集群等方式支撑大模型从试点走向规模化。
云与模型供给侧也在提供更具产业化的支撑。例如，阿里云通义千问大模型已在银行投研、客服、办公与知识库等场景出现落地案例；公开披露的合作中，招商银行与通义大模型联合推出智能投研应用并获得行业奖项。
3.2 中台层：从“对话窗口”到“可审计工作流”的智能体化
金融业的关键不是“能聊”，而是“能做、可控、可追溯”。当AI被嵌入授信审批、反洗钱、客户尽调、投研与运营等高敏感流程时，真正的生产力跃迁往往来自“流程再造”：把任务拆解、工具调用、权限控制、日志留痕、合规模板与人工复核机制统一纳入可编排工作流。
这一方向与陆家嘴论坛对“信任”“标准”“协作”的讨论相呼应：金融AI要走向规模化，必须以可解释、可审计、可问责为前提，在制度与技术两条线上同步加固。
3.3 应用层：从“提效”走向“基础设施再造”——跨境支付的关键样本
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化”趋势，在跨境支付上表现尤为突出。2026年起，数字人民币进入2.0版并开始计息；数字人民币的新一代计量框架、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于2026年1月1日起启动实施，银行机构将为实名钱包余额计付利息，数字人民币由现金型1.0版迈入存款货币型2.0版。
在跨境层面，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成为观察“新型金融基础设施”的窗口。根据央视报道，自2024年6月试运营至2025年底，mBridge累计处理跨境支付4868笔、交易金额折合人民币4778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中占比约96%。该类实践强化了一个趋势判断：在支付体系碎片化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数字货币、智能合约与监管可嵌入式架构，可能推动跨境清算结算向更高效率、更强透明度与更可控合规的方向演化。
四、新挑战：数据安全、合规与伦理的“三重边界”
AI赋能金融的同时，也把治理问题推到了更前台的位置。归纳起来，“有效治理”至少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谁的数据、谁来负责、为了谁的福祉。
4.1 数据安全：在流动与保护之间寻找制度平衡
金融数据高度敏感，既关乎个人隐私，也关乎经济安全。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又高度依赖高质量、跨域、动态的数据供给。如何在“可用”与“可控”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AI能否走得更远。
4.2 合规与可解释：穿透“黑箱”，把风险关进“制度笼子”
IMF关于“AI可能加剧不平等与社会张力”的提示，本质上指向同一个治理逻辑：当技术进入关键资源配置环节，透明度、解释性与问责机制就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金融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底层条件。
4.3 伦理与公平：避免“AI鸿沟”在金融系统内固化
陆家嘴论坛的讨论多次提及“数字鸿沟/AI鸿沟”风险，提醒金融机构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坚持普惠导向与公平性底线，避免让技术扩散成为新的排斥机制。
五、新机遇：构建开放、协同、可信的数字金融治理生态
挑战亦是机遇。围绕GGI强调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并结合中国数字金融与金融AI的制度与产业实践，未来三到五年至少存在三重结构性机会。
5.1 制度型开放与监管能力建设“双向奔赴”
一方面，通过规则、标准与监管工具的现代化，降低跨境金融合作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监管科技与公共产品输出，把“可治理的创新”沉淀为可复用的治理能力。《银行业保险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的33项任务，覆盖治理机制、数字金融服务、技术应用、数据要素开发与风险防控等多个维度，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抓手。
5.2 AI赋能金融的“二次革命”：从数字化到智能化、从流程优化到模式重构
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推动了金融业“第一次数字化革命”，以大模型与智能体为代表的AI更可能触发“第二次革命”：把金融从“以产品为中心”的供给逻辑，重构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智能陪伴与动态配置逻辑——前提是把合规、风控、伦理审查与审计留痕同步嵌入。
5.3 人民币国际化与新型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再升级”
数字人民币2.0的制度安排与mBridge的试运营数据共同提示：跨境支付体系正在出现可替代路径的现实试验。当传统体系面临成本、效率与地缘摩擦的多重压力时，一个由数字货币、可编程支付、隐私保护技术与智能风控共同支撑的多极化支付网络，可能成为未来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演进的重要方向。
六、结语：在确定性中拥抱不确定性
2026年的世界，不缺挑战，缺的是确定性；不缺议题，缺的是行动。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金融合作锚定了价值坐标，人工智能则为这一坐标系装上了加速引擎。
但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不是单一技术或单一制度，而是二者能否在“开放、协同、可信”的框架下形成合力：开放不会自动到来，治理不会自然产生，机遇也不会平均分配。唯有以GGI为旗、以AI为帆、以开放为舵、以治理为锚，全球金融业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在不确定中创造新的确定性。
（作者系国泰海通旗下GTJAI首席经济学家）
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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